博鱼boyu体育惠州博物馆外观设计象征“历史之印”，大量使用先秦时期东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网格纹元素作为装饰，厚重而典雅。
惠州博物馆外观设计象征“历史之印”，大量使用先秦时期东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网格纹元素作为装饰，厚重而典雅。
有人形容，在大地的“烤箱”里烘烤了几千年的陶器残片，外形酥松得像块“饼干”。
同为陶片，有的住进了博物馆这一殿堂，有的仍湮没于荒山野岭，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包，埋藏着岭南大地的千年秘密。
我们探访惠州大地寻找文明之源，充满敬畏且屡有惊喜。从整洁明亮的博物馆到荒草掩映的古窑场遗址，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到银岗窑遗址，每到一处都被深深震撼，那些埋藏千年的陶器哪怕烂为陶片，也能让人过目不忘。随地捡起其中一片，感觉收到了历史的“信物”，两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无声呈现，镌刻文明记忆的画卷，也随之徐徐展开。
“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。”此说以丰富的文化遗存和严谨的考证为基础，陶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“物证”。
小小陶器蕴藏着的中华民族劳动和生活智慧，在中原地区和岭南分别展现，这种写满文明笔画的器物在惠州得以佐证、补笔，展现着先秦文明的主线和“末梢”。
透过各类古陶丰富的形状和纹路，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厚重。惠州厚重的文明土壤，在散落各地的古窑遗址中反复展现。
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，惠州目前所有发现的遗址几乎都出土陶器、陶片。陶器品类齐全，囊括了各种陶制生活器具，陶器表面纹路丰富，中原地区常见的夔纹、菱格纹、云雷纹见于惠州大小窑场，惠州窑场不限于一地一窑，而是零散分布博鱼体育，遍及惠城、博罗、仲恺、惠东等地。
惠州出土的古陶种类丰富，陶质多样，纹路丰富。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，发现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期印花纹、云雷纹、方格纹等纹饰的陶片。惠阳区镇隆镇商代窝尾坳遗址，出土圈足盘、陶罐、陶釜等陶器。博罗县石湾镇黄巢墩遗址，发现有夹粗砂黑陶、红黑陶、泥质灰陶等陶片，纹饰有方格纹、不规则条纹等。
博罗县园洲镇田头村梅花墩窑遗址出土陶器，除了常见的方格纹、夔纹、菱格纹、篦点纹和重圈纹，还有菱格凸块纹、方格凸点纹、篦刻线纹、云雷纹、弦纹等，亦有少量织纹、曲折纹、水波纹博鱼体育、指甲纹等。
博罗县龙溪银岗窑遗址的夔纹陶器和米字纹陶器交相辉映，为夔纹出现的时间早于米字纹下了定论。
心灵手巧的东江先民，拥有了较高的制陶水平。镇隆商代窝尾坳遗址发现的陶器纹饰丰富，有曲折纹、方格纹、叶脉纹，说明当时的制造业已有一定水平。另外，从银岗窑遗址、三栋瓦窑岭遗址出土夔纹陶片来看，烧成温度达上千摄氏度，说明当时惠州已经有较为进步的制陶技术。
大量的古陶器出土，从不同角度证明东江文明是珠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支，印证了先秦时期东江流域灿烂的古陶文化。
丰富的古陶形态以及日渐深入的考古研究，反复印证着：中华文明是一个整体，“岭南的夏商周”也并非完全独立地发展，惠州先秦时期制陶工艺“版本”并不低。有人认为，惠州在先秦时期某个阶段，代表岭南制陶工艺最高水平，与中原发达制陶地区相比，也并不存在明显的“代差”。
博罗县铁场苏屋岗发现曲折纹、方格纹、漩涡纹等印纹陶器及施一层青绿色釉的陶罐、陶豆，也体现着浓浓的历史年代感：其中的曲折纹、方格纹、漩涡纹是商周时期的文化要素，而釉陶豆是春秋时期遗物。
梅花墩窑作为广东最早的龙窑，被专家认为是春秋时期岭南手工业“高端制作”的代表，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，重塑了人们对先秦时期岭南文明状态的认识，并证明了百越时期的东江流域已迈入稻作农耕文化的新阶段。
陶片虽小，镌刻着文明；窑场虽废，曾承载生活。惠州古窑场曾创造历史，书写文明，为这片土地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。问题来了：惠州古陶之光，为何这般亮眼？
从文化层面看，即便在秦军进入岭南之前，岭南与中原文化根脉同源，人文互通，具有良好的文化积淀和技术积累。客观条件上，惠州群山绵延，草木茂盛，为烧制陶瓷提供了丰富的燃料。临江滨海，陆地上河网密织，为窑场生产、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目前发现的窑场，均位于东江、西枝江及其支流两岸，银岗窑虽历经两千多年，这个距离东江大约1公里的古窑遗址，周边当年运输陶器的水道至今依稀可见，虽然部分水道后来被改为池塘，但现场仍能看出两千多年前制陶、运输的大致路径。
从考古资料可知，约在缚娄国时期，夔纹陶广泛分布于东江流域，东北至龙川，西南至增城、东莞，东南至惠东、海丰，中部在深圳、惠阳。通过对古陶和古窑场的深入研究，惠州先秦时期制陶场景也显得愈加清晰：聪明勤劳的惠州先民在临近东江、西枝江等江河边建立陶厂，生产的陶器通过水运输送到沿江区域，供人们日常使用。
只是，当年热闹的生产生活场景，与目前稍显落寞的遗址形成鲜明对比。一些早期遗存，早已踪迹难觅，藏身于农田荒草中，少人问津。有的遗址尚存，但长期湮没于荒草，许多古窑遗址都普遍面临保护政策、资金支持不足、基层文化硬件设施跟不上、群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问题而显得“落寞”，有的被初步保护，但设施简陋，静置于当代社会主流生活之外。这令人感慨，我们离那段历史如此之近，又如此之远。
2009年，惠州博物馆从惠州西湖迁入市区江北现址，其外观设计象征“历史之印”，大量使用先秦时期东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网格纹元素作为装饰，厚重而典雅，宛如东江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古老的陶器纹饰，经过活化利用，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彰显韵味，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，展示着久远而辉煌的东江文明。
在这座“无边界博物馆”中，有登记造册文物4000多件（套），其中珍贵文物300多件（套），包含陶瓷、青铜、玉器、石器等“宝贝”，每一件文物，都连接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将抽象久远的历史变得具体生动。
每一件碗、碟、瓶、罐，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，它们从古窑址、古墓地、古村落等处抽离，来到惠阳区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赶赴一场陶瓷盛会。
2020年底，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建成开馆博鱼体育，这是广东首家以“东江流域”命名的古陶瓷专题博物馆，收藏先秦到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古陶瓷800多件，另有千余件古陶瓷标本，博罗梅花墩窑、惠州东平窑、惠东白马窑等东江流域窑址出土的陶瓷标本，生动鲜活地再现东江先民的智慧创造。
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，为广大文物爱好者、收藏者以及学生群体提供了新的交流学习平台，推动陶瓷文物活起来。
银岗窑遗址的保护规划已经编制完毕，并列入古遗址公园。银岗村当地群众希望能够对银岗窑遗址的文化资源进行深挖，用好历史文化资源，让历史文化绽放新魅力，以内涵更加丰富的乡村文化赋能“百千万工程”和乡村振兴。
有的地方则开始将文化赋能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三栋瓦窑岭遗址所在的官桥村，计划充分利用瓦窑岭的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展览馆，与该村紫溪半岛花海世界景区形成产业联动，进一步做大农文旅产业。
昔日曾经热火朝天、连接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窑场所在地，能否在文明形态持续迭代的今天，成为吸引人们回顾历史、品鉴远古文明的新基地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1.《广东先秦考古》，杨式挺、邱立诚、冯孟钦、向安强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。
4.《惠州文化教育源流》，徐志达、吴定球、何志成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。
5.《惠州市博物馆100件藏品的故事》，钟雪平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。
6.《先秦东江流域三组文化遗存的分析与综合》（赵善德、娄欣利论文），收录于《东江文化纵横谈：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