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鱼談到中國古代的外銷產品，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、茶葉和絲綢。而據史料記載，這三種產品中，最早被傳出去的是絲綢，因為它很輕便，很早就傳入了歐洲，甚至在古羅馬時期就已經傳出。絲綢讓歐洲人，有了最好的布料。茶葉讓歐洲人有了一種除了咖啡以外的另一種健康飲料。而瓷器更為歐洲人提供了一種更為美觀、實用的器皿，而在此之前，他們使用的是稍顯笨重的陶器和導熱過快的金屬器皿。在古代這些產品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品，就像今天的古馳、路易威登……
在這三種產品中，瓷器又有著特別的意義，在那個沒照片的時代，文字和繪畫是重要的傳播載體。瓷器上的各種各樣的中國圖案，可以讓歐洲人看到一個遙遠的地方的文化，中國人的形象、中國人的習慣、中國的園林、中國的文字……我們都知道“瓷器”的英文為“china”，和中國的國名是同一個單詞，在外國人眼中它與中國的關系是不言而喻的。
新年伊始，央視紀錄頻道推出的紀錄片《瓷路》播出了。在《瓷路》播出之后，講述這三種外交品的紀錄片(另兩部為《茶》和《絲路》)就已經全部面向觀眾。《瓷路》的執行總導演董浩?認為，“雖然這三部紀錄片並不是在立項時就被定為一個系列，卻被有意識地整合在一起。”
從前期籌備算起，《瓷路》的團隊用了5年的時間去制作這部紀錄片。攝制組追尋瓷器的“腳印”，走到了中國18個省，又踏足世界上10個在古代和中國進行瓷器外貿的重要國家，來描繪古代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的畫面。董浩?說，“我們知道古代的中國文明是高於其他文明的，這個落差甚至大於今天的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落差。高的一定會向低的流動，但我們更強調的是交流。在一個足夠長的歷史裡，文化一定是相互影響的。”
作為執行總導演的董浩?說，“在五年前，瓷器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日用品。但今天讓我來判斷瓷器是什麼樣的東西。我認為瓷器就是一本書，從這本書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和歷史，很多人的悲歡離合。它和中國人的生活關系太密切。”
在董浩?的眼中，瓷器與茶葉、絲綢的不同之處在於，瓷器是歷史的產物，瓷器本身寫著每個時代的歷史，並且不會腐爛也不會變質，每一件瓷器都是永不腐爛的史書。
對於考古工作者來說，當時人的飲食習慣、生活習慣，我們都可以從瓷器的外形等特點中推斷出來。
瓷器和茶、絲綢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外交品。但瓷器似乎又有著它的特別之處，瓷器有著時代的特點。董浩?說，“瓷器是時代的產物，唐代有唐代的瓷器，宋代有宋代的瓷器，而宋代的瓷器肯定不會在唐代出現。”但是“像茶葉，可能在每一個時代都差不多，絲綢差別也不大，但不同時代的瓷器差別會非常大。”
而這個時代的產物，即使沉入大海、埋在沙子裡，成為碎片，它也永久保留著那個時代的烙印，“船攜帶著大量的瓷器出去，就算船沉了，不管是埋在沙子、還是沉在海底，數百年甚至千年，它是不會腐爛的。”
瓷器本身就寫著歷史。對於考古工作者來說，當時人的飲食習慣、生活習慣，我們都可以從瓷器的外形等特點中推斷出來。而直觀的是瓷器外部的花紋和圖樣，人們的樣貌、生活狀態，都可能被畫在瓷器上。董浩?說，“到了清朝以后，瓷器中覆蓋了大量的信息，畫了花鳥魚虫，各種圖案，甚至文字，把瓷器拿出來做研究，可以看出歷史的畫面。”
而另外一方面，“對於文化來說，我們通過元青花，可以看得見當年的繪畫水平，和當年一些來自西方的圖案、元素”。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是通過哪些方面和西方交流的，“瓷器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中介，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鏡子。”
從瓷器的繪畫風格以及燒制材料也可以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，比如唐代的唐三彩。
作為紀錄片《瓷路》的執行總導演，董浩?告訴記者，此次拍攝最初就確立了選題方向不是瓷器的工藝、裝飾、紋樣等，而是去探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流。
“我們有一個概念，中國古代是閉關鎖國的。但是這似乎是從明代以后才開始的，而這一點僅僅從瓷器上就可以看出。”董浩?認為，這一點在唐朝著名的陶瓷品“唐三彩”上就得到了非常扎實的印証。
“在唐三彩的器皿上可以看到唐代的縮影。在唐三彩上重要的圖案就是人物、駱駝、馬。而這裡面的人大量的是胡人。”胡人是中國古代漢人對除了漢人以外部族的稱呼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，他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外國人。“我們想象的到，當時一定有很多外國人在長安裡生活。”董浩?認為從瓷器的繪畫風格以及燒制材料也可以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。中國古文中“三”代表“多”，“三彩”就是“多彩”。中國古代的陶瓷制品都是單色的，一般有黑色、紅色、青色，但是像唐三彩這種色彩斑斕的幾乎沒有，而這種彩色的裝飾很顯然帶著一種濃烈的西亞風格。而唐三彩中藍色的出現更是印証了這一點。“燒制藍色需要一種叫鈷的礦物質。但當時中國是沒有發現這種礦物質的。”而這種礦物質很有可能是從伊斯蘭傳過來的。
元青花有很多大盤子形狀的器皿，推斷為“西亞訂制”的理由就在於它們的形狀是不符合中原人使用習慣的。
元青花是今天市場一種極其稀少和昂貴的瓷器。董浩?認為，當今留下的元青花稀少的原因除了元青花燒制的時間比較短之外，更多的可能是大量元青花器皿被銷到國外。
我們都知道元代版圖龐大，“理論上來說，元代時，中國和西亞是一個國家，當時的路路是暢通的。這個時候，西亞的需求、訂單就不斷產生。在中原地區燒制的瓷器就可以不斷傳入西亞地區。”董浩?認為，推斷這些器皿為“西亞訂制”的理由就在於他們器皿形狀是不符合中原人使用習慣的。“元青花有很多的大盤子形狀的器皿，在古代中原地區是不用這種大盤子的。這種大盤子的器形就是阿拉伯人的習慣。他們是坐在地上，用手吃飯的，所以他們需要大盤子。”而“元青花上層層疊疊的花紋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神廟上，這種花紋是通過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。”所以，這種帶有濃厚的伊斯蘭風格的瓷器產品，應該很少在中原銷售，而是直接銷往西亞地區。
董浩?告訴記者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中BOYU SPORTS，他們找到了這種“出口”訂單的憑証。“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早於英國等地的東印度公司，他們的文獻記錄了很多更早的中國陶瓷外銷的歷史。在荷蘭的海牙，我們找到了東印度公司的文獻。荷蘭國家檔案館給我們調閱了十八世紀中后期的檔案。那裡記錄了一個荷蘭人在中國廣東設置的一個工廠。這個工廠是做中國銷往荷蘭的陶瓷貿易的。他把荷蘭人的訂單，用鉛筆畫畫下來帶到中國生產。”外國人的瓶子和中國人需要的是不一樣的，所以鉛筆畫可以直觀地表達出他們的需求。這就是早期的產品設計圖紙。
為了盡可能給觀眾交代出瓷器之路。攝制組在過去的兩年裡，北到內蒙古、西到新疆、東到台灣、南到海南，覆蓋了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瓷器產地和外銷路線，在國內18個省，近30個縣市以及世界上10個國家進行拍攝。
董浩?告訴記者，瓷器流向世界的路大概有三條。“一條就是向西的絲綢之路，在這條路上我們到了哈巴克斯坦、土耳其﹔還有一條路就是下南洋的路，這條路從廣東那邊出發，穿過中國的南海，我們去了新加坡、菲律賓、印尼。從這條路進入印度洋，往北走就是歐洲，在歐洲我們去了荷蘭、德國、法國、英國。”另外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本。這些國家都是歷史上和中國進行瓷器貿易的重要國家。“瓷路不是嚴格、行走的路，我們通過十來個關鍵的國家，來描繪出來當時的歷史。”
在中國的海南，“海撈瓷”非常有名BOYU SPORTS。“海撈瓷”顧名思義就是海裡撈出的瓷器。在古代瓷器大量用海運的方式出口，而一些船隻因為種種原因沉沒，船上的瓷器也隨之沉入海底。這些瓷器再被今天的人打撈上來。
董浩?告訴記者，現今有記載的最早的一艘中國沉船在印尼一個偏僻的小島附近。這艘沉船是唐朝時期的船隻，被稱作為“黑石號”。在上世紀90年代，這艘船整船被德國人打撈上來，最終被新加坡政府買走。攝制組不僅到新加坡拍攝了被打撈出來的完整器具，也來到了“事件發生地”進行拍攝。董浩?說，“我們雇佣專業人員到水下打撈，雖然隻有兩天的時間，我們依然找到了大量的瓷器碎片。因為這條路線，是中國和南洋、歐洲貿易的最重要的路線。比路上肩扛、馬背省力很多了。所以雖然危險，但是依然有源源不斷的船從這條航線上走過。用考古學家的話說，這條海上的貿易之路，就是用沉船來鋪就的。”
在中國我們常把“陶瓷”放在一起說，但它們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器皿。陶器非常的笨重，而瓷器小巧輕便。我們無法考証最早發明陶器的是哪個地區，但是瓷器是中國特有的。
董浩?說，瓷器很早就傳入了歐洲，但是在1710年之前，歐洲是沒有人能制造真正的瓷器的。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制作瓷器的原料瓷土，也就是高嶺土BOYU SPORTS，而是因為那些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的誤傳。
董浩?告訴記者，一方面歐洲很多國家更多使用的是金銀器，對瓷器的依賴不大，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的誤傳。瓷器看起來很像玻璃，也很像貝殼，所以他們認為瓷器的原材料可能和這兩種東西有關。而這樣的誤傳讓他們走了很大的彎路。最后德國人發現了制造瓷器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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